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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里维很想告诉他们：“吃饱了肚子才能工作。谁给他面包呢？”
可是这种话是难不倒他们的。他们很可以非常清高的回答说：“这个吗，不过是小节。人是应当受苦的。”
当然，高唱这种禁欲主义的都是上流社会的人。例如有人求某个百万富翁帮助一个穷艺术家的时候，那富翁回答说：“先生，穷有什么关系！莫扎尔德就是穷死的！”
要是奥里维告诉他们，说莫扎尔德只求生存，克利斯朵夫也绝不肯饿死，那他们一定会觉得奥里维趣味恶劣。
克利斯朵夫被这些长舌妇的胡说八道搅得厌倦透了。他心里想这种情形是不是要永远继续下去。可是过了半个月，事情就完了。报纸上不再提到他了。但他已经出了名。人家提到他的名字，并不说：“《大卫》的作者”或“《伽尔刚多阿》的作者”，而是说：“啊，是的，那个《大日报》上的人物！……”所谓声名，就是这么回事。
奥里维也发觉这一点，因为他看见克利斯朵夫收到大批的信，而他自己也间接收到不少：写脚本的作家，音乐会的掮客，都来招揽生意；初期的敌人摇身一变而为新朋友，特意来信表示亲善；还有妇女们忙着寄请帖来。为了报纸的特辑，人家提出许多问题来征求他的答案，例如法国人口激减问题，理想派的艺术问题，女人胸衣问题，舞台上的裸体问题，——还问他德国是不是已经到了颓废的阶段，音乐是不是已经完了等等。他们俩看了都笑起来。但尽管心里满不在乎，克利斯朵夫这个粗人也居然接受那些宴会的邀请。奥里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