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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先生声称司马迁对“好些黄帝的记载”都不相信的理由，主要出自于他对《史记》卷13《三代世表》序言的理解。顾颉刚先生指出，司马迁在该序言中表示，因为西周共和以前难以排定年数，所以《三代世表》在相关方面只能“但记世数”。由此顾颉刚先生认为，年代上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好些黄帝的记载”的可信度。
《三代世表》只能“但记世数”，这确实让人感到遗憾。对于这种情况，司马迁并非不了解，也非不承认，他在《三代世表》序言之中表述得很清楚：
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13]
司马迁认识到，由于五帝、三代的时代太遥远，所以在按时间顺序排列相关文献时就会出现缺失或矛盾的现象，具体表现为或者“略”而“无年月”，或者“多阙”而“不可录”，或者“咸不同”而“乖异”。如此客观的分析，正说明司马迁在编排史料时态度的审慎，正如顾颉刚先生赞扬的那样，“他的裁断精神是怎样的严厉和确定”。然而，即使在这般困难的情况下，司马迁还是编定了《三代世表》。这恰恰说明他对于共和以前的“历史系统”是坚信不疑的，绝不能就此证明他对于“好些黄帝的记载”都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