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进化史观的另一项内容即是将生物界进化法则运用于历史领域。他根据达尔文学说明确提出：“世界以竞争而进化，竞争之极，优者必胜，劣者必败。久而久之，其所谓优者，遂尽占世界之利权；其所谓劣者，遂不能自存于天壤。此天演之公例也。”[49]“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50]他把竞争看作世界进化的根本动力。在《新史学》中，则明确地将人类历史概括为人种竞争的历史。他说：“历史者何？叙述人种之发达与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51]“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52]竞争是历史进化的动力，竞争是历史发展的法则。他从人与人竞争的方式上把历史划分为“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53]等四个竞争阶段。又认为“一国者，团体之最大，而竞争之高潮也。”[54]而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国与国间竞争的高潮阶段。他用竞争解释了历史发展的递进关系，在理论上回答了竞争、奋斗、自强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