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是陆费逵192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他对我国出版业的现状，进行了简精的解读。并将中国出版业与美、日及欧洲诸国对比，又从书业组织、人民智识，以及其他层面分析我国出版业的现状和弊病，同时提出对策。特别是对当时民营书业体制有历史性描述，价值尤大。
陆费逵认为，我国出版事业发达最早，出版技术可以追溯到冯道。更值得注意的是，从明代我国便开始注重“版权”，书上常有“翻刻必究”的字样。但是在他看来，这种版权只涉及“印刷出版”，却未涉及“著作权”。然中国出版事业虽起步早，但是千余年进步甚微。反观欧洲，后来者居上。在近代，稍有规模的出版事业，只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倘若细观中国当时的出版事业，便能发现三个问题，其一，出版物以教科书为主，良著不多；其二，营业发行量较小；其三，人们购买的书籍以《三国演义》类浅近易读旧书为主。陆费逵将其归咎于人民智识太浅。因此，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有二，其一，普及教育；其二，发行科学、文学类书。除此之外，我国出版组织与外国也有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组织分工”“分店分销”“资本规模”三方面。具体而言，即我国出版事业博而不专，组织简单，书局分店众多；欧美则各专其业，分工明确，分店较少。所以，我国书业尚处在发展的初期，亟待发展。在出版业几十年的深耕，让陆费逵对于中国古今出版事业了如指掌。文中，他不仅对比了中外出版业的现状，而且从不同层面分析我国近代出版业的短板。比如从整体形势观察出版业情形，得出我国出版业尚处“幼稚阶段”；从民众智识上思考销量经营规模小的外因；从组织架构略谈当时出版业存在问题的内因。并针对如何改变现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不可不谓思考深邃。而陆费逵之所以投身出版业，他自以为有两点，其一是受青年时经历的影响，其二是当时中国出版业大有可为，外国人不通言语文字，而国内旧书商缺乏学识。此外，当时的中国深受列强欺压，各界有识之士皆欲谋求救国之道，陆费逵一直提倡“教育救国论”。于是，在创办中华书局后，他便提出过“教科书革命”和“华商自办”的口号，并以其卓越的才能和先进的出版思想不断革新近代出版业的面貌，在中国近代出版史和民营书业体制机制建设方面写下了绚烂的篇章。